【觀點引用】宗教立法的爭議，是來自人民與國家對「宗教信仰」的認同歧異

（本文摘自《宗教自由與宗教法》／許育典 著／p.272-274）

宗教問題，是生命內在人格自由開展的一個複雜問題。有時，連個人自我都無法全然掌握其決定，遠離自我的國家一旦插手，複雜的問題只會更複雜。整體而言，台灣社會的宗教爭議問題，比較不是發生在個别教派彼此的衝突上，而是由於人民與國家對「宗教信仰」的認同歧異所造成：或因某教派所提供宗教信仰的内容，涉及法律上的經濟犯罪；或因國家以權威機關的地位，明定某教派的慶典日為國定假日；或因宗教犯罪案例日漸增多，而形成國家管制宗教的宗教立法爭議。基本上，宗教團體法草案，就是在此認同歧異下的產物。

然而，隨著台灣社會的多元開放，過去台灣社會的多數傳統宗教信仰，可能會變成未來宗教信仰的少數。而現今台灣社會的主流信仰，也可能會成為日後的非主流信仰。因此，建立真正長久社會和平的重點，在於如何落實憲法上宗教自由的保障，將外在世界對宗教的影響減至最少，特别是來自國家本身的影響或侵犯，國家應避免對「宗教信仰」定義或認同。但由於憲法教育在台灣的形式化，一般而言，我國人民及國家機關，並不瞭解宗教自由的内涵，要求國家管制或介入的輿論，也總是存在。但是，對於宗教團體，做出一個完整又適切的規定，並不容易，因為宗教自由在憲法上的保障嚴密，使宗教團體自治的範圍及內容廣泛，而且宗教中立性原則也讓國家行為動輒得咎。

事實上，國家得否直接以宗教性法律，來管制人民的宗教生活領域，在理論上是被容許的。但是，在實際狀況中，除非法律採取極為抽象的規範方式，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已經十分純熟，並確實瞭解宗教自由的內涵，否則，將輕易觸及宗教自由的憲法保護網。因此，這裡涉及的並非合憲與否的問題，而是立法衡量與立法技術的問題。這樣的結論，透過對「宗教團體法草案」的分析與檢討，確然得到印證。本草案在許多地方，都採取粗糙的立法方式，而損害人民的宗教自由：若不是侵犯宗教團體自治的内涵；便是違反不同宗教團體間的宗教平等，甚至是個人與宗教團體間、以及宗教信仰者與非宗教信仰者間的平等。在此，可看出「宗教團體法草案」的產生，很可能是因為：行政院及内政部對宗教自由及宗教團體的概念或立場，根本就是錯誤的。這由草案條文及其他現行法規，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印象。其實，也有學者提出建議，並不需要訂定專門的宗教團體法或宗教法人法，僅需在有缺漏的各相關法律，加以補充即可。基本上，本專論並不反對這樣的見解。然而，長期以來，對於宗教（主要是宗教團體）的立法討論，以及與宗教相關的社會事件，已經激起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與期待；再者，行政部門也將本草案的提出與通過當作重要的施政目標。因此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本專論採取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面對本草案。因為現行與宗教（團體）相關的法令，例如：釋字第573號所處理的「監督寺廟條例」相關條文問題，往往不只是規定上的疏漏，而是違憲。與其讓人民針對個案，一一提起憲法訴訟，倒不如透過一個統一的宗教性法律，取而代之而將整體問題呈現。當然，前提是：該法律必須符合宗教自由的憲法保障，這對於散於各法令的違憲部分，可因牴觸該法律而失其效力，應可達到「畢其功於一役」的效果。而且，透過統一的宗教性法律完整闡明憲法第13條規定，一來可教育人民與國家關於「宗教自由的憲法保障内涵」；二來也可對其他法律適用於宗教團體時，所可能遇到的疑慮，提供解决的原則。

事實上，行政院提出的「宗教團體法草案」，其内容的確出現如同本專論所檢討的問題，顯現出我國國家權力對宗教自由的憲法保障内涵，有一些錯誤或不足的理解，甚至可能反映了社會上多數或強勢的宗教意見。此時，在立法院最終通過「宗教團體法」之前，應該讓國家處理宗教事件可能遭遇的問題，盡可能地提早出現並接受審驗。尤其是藉由立法審議的公開透明程序，讓社會對這個宗教性的法律加以思辯，使宗教自由的憲法保障内涵，能在台灣社會獲得進一步的深化與理解，這也是支持「宗教團體法草案」立法管制的正當理由。而且，如果國家仍然認為，單一的宗教性立法規範是必要或有效的手段，就應該扭轉其固有的基本立場：若要限制宗教團體自治之時，應區分不同的情況與需要，採取更細膩的規範方式，並注意法律保留原則、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的適用。尤其在宗教中立方面，對於不同宗教團體、信仰者、非信仰者間的宗教自由，應平等對待。在這樣的立法過程中，其實也提供學習更細緻立法技術的機會。而這樣一部符合宗教自由憲法保障内涵的法律，也直接告訴人民及國家：國家力量即使面對本身，或社會上多數或強勢的期待，也不能夠逾越其憲法上的界限。因此，本專論認為，縱使目前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的「宗教團體法草案」，存在了許多違憲的立法管制問題，但與其將過去所做的努力一概捨棄，倒不如以此出發，奠立我國宗教法治意識及法制技術躍進的契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