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觀點引用】限制宗教自由只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才是目的
◎本文摘自《宗教自由與宗教法》／許育典 著／p.236-239
整體而言，本專論認為，所謂宗教性及一般性法律的區分，只是國家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，所作出立法規範方式的選擇而已。就此而言，這種區分類型化的實質意義，不應該作為宗教自由保障程度的區分，而比較是作為立法技術的衡量參考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技術熟悉，將可採取宗教性法律的立法管制方式，而在國家處理宗教團體的事務上，獲得統一且明確的規範模式或標準。但是，如果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技術難以勝任，則應採取一般性法律的規範方式，比較不會有違憲之虞。其實，國内也有學者認為，因為立法者只有在最必要的情況下，即立法目的須滿足明顯及重大的公益要件時，才可以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在這種嚴格的立法限制標準下，國家能具體規範宗教事務之處甚少，而無需再另行制定宗教性的法律。
事實上，不論是宗教性或一般性法律的國家立法管制，比較重要的是應注意到對人民宗教自由的保障上，尤其是本專論第二章一開始所提的自我決定，無論是對個人的宗教自我决定，還是對宗教團體的自我理解，國家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，都應該盡可能地尊重。就此而言，我們可以瞭解，國家不論是透過宗教性法律或一般性法律的立法，去介入管制人民與宗教相關的生活領域，其立法管制的目的不出於兩個範圍：一個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，出於不得已而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這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應儘量避免；另一個則是為了落實人民的宗教自由憲法保障，主動積極地維護或促進人民的宗教自由，特别是應保護個人的宗教自我決定、宗教團體的自我理解。
就第一種立法管制的目的而言，其目的並非在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而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。因此，國家這種立法管制的目的，除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以外，可能還涉及其他基本權的保護目的，也就是有另外要達到的、並不必然關係到宗教自由的目的。然而，相對於第二種立法管制的目的完全在落實宗教自由，第一種立法管制的目的就似乎顯得是在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其實剛好相反，限制宗教自由只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才是目的。整體而言，只要符合本章I所建構國家管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檢驗，原則上符合我國憲法第23條所規定的合憲檢驗標準，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，仍是被憲法所允許的，只是國家要特别注意到：宗教團體自治以及國家宗教中立與寬容的問題。
就第二種立法管制的目的而言，如果國家的立法管制，對人民宗教生活領域產生有利影響，因為當然會符合憲法的要求，也不至於產生立法管制界限的問題。不過，由於憲法上宗教自由對宗教團體的保障，特别強調「國家中立與寬容原則」或所謂的「政教分離原則」。就此而言，國家對於宗教團體自治的事務，應採取不介入干涉的態度，將它們留給宗教團體本身去決定，而國家比較能主動積極維護或促進的，應是宗教團體自治事務以外的自由、多元、開放的環境，使各種不同宗教信仰得以自由開展。其實，因為國家的任何積極作為，常容易帶著多數主流的偏頗價值判斷，反而造成多數與少數宗教團體的不平等狀況，實質上違反了國家的宗教中立或宗教平等。也就是說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國家披著促進宗教信仰多元開展的外衣，事實上卻可能將宗教團體的信仰固定在其所選擇的特定價値模式。
在此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清楚，例如:「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及促進宗教融合補助作業要點」第1點規定:「内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協助宗教團體與宗教性學術機構從事宗教『公益慈善』、『社會教化』事業及學術交流活動，『提升宗教信仰層次』，『結合宗教社會資源』，發揮宗教『社教功能』及促進宗教融合，『安定社會』，特訂定本要點。」雖然乍看之下，本要點的目的在於保障宗教自由，但其實質上卻隱含了：國家對宗教所抱持的特定價值模式。讓我們嘗試想想：為何宗教團體應該從事國家指定的「公益慈善」、「社會教化」事業，是否這是内政部想要定義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團體；到底國家要提升什麼「宗教信仰層次」，是否内政部裡面早已有一序列分明的宗教信仰層次；究竟為什麽，國家要結合「宗教社會資源」，是否這就是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的目的；最後，為何宗教團體應該發揮「社教功能」或「安定社會」，這是否為内政部對宗教團體要求的單一功能目的性，否則，為何整個要點幾乎充斥著「公益慈善」、「社會教化」、「社教功能」或「安定社會」等字眼，還一再重複。在此，其實我們也看到了國家所定義或需要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團體，國家在其立法管制內容中將此暴露無遺，其立法管制的正當性因此有違憲之虞。
事實上，國家為了貫徹其存在目的，取得最大多數人民的自我實現空間，必然會利用一般性法律，規範人民的生活領域。在適用一般性法律的過程中，也無可避免地會觸及人民的宗教生活領域。此時，依照各個法律所欲達成的目的，及所涉及的宗教自由保護法益，往往便足以適當地處理相關宗教問題，而不必然需要對宗教團體予以特别立法管制。相對於此，我們看到「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及促進宗教融合補助作業要點」的例子，國家若是嘗試透過宗教性法律，亦即藉由單一法律完全規範宗教團體，以管制宗教團體的宗教生活領域，基本上除非法律採取極為抽象的規範方式，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已十分純熟，並完全瞭解宗教自由與宗教團體自治的内涵，否則這種立法管制將容易產生違憲的疑慮。因此，國家應該儘量避免單一宗教性法律的立法管制。
整體而言，本專論認為，所謂宗教性及一般性法律的區分，只是國家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，所作出立法規範方式的選擇而已。就此而言，這種區分類型化的實質意義，不應該作為宗教自由保障程度的區分，而比較是作為立法技術的衡量參考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技術熟悉，將可採取宗教性法律的立法管制方式，而在國家處理宗教團體的事務上，獲得統一且明確的規範模式或標準。但是，如果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技術難以勝任，則應採取一般性法律的規範方式，比較不會有違憲之虞。其實，國内也有學者認為，因為立法者只有在最必要的情況下，即立法目的須滿足明顯及重大的公益要件時，才可以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在這種嚴格的立法限制標準下，國家能具體規範宗教事務之處甚少，而無需再另行制定宗教性的法律。
事實上，不論是宗教性或一般性法律的國家立法管制，比較重要的是應注意到對人民宗教自由的保障上，尤其是本專論第二章一開始所提的自我決定，無論是對個人的宗教自我决定，還是對宗教團體的自我理解，國家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，都應該盡可能地尊重。就此而言，我們可以瞭解，國家不論是透過宗教性法律或一般性法律的立法，去介入管制人民與宗教相關的生活領域，其立法管制的目的不出於兩個範圍：一個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，出於不得已而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這在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上應儘量避免；另一個則是為了落實人民的宗教自由憲法保障，主動積極地維護或促進人民的宗教自由，特别是應保護個人的宗教自我決定、宗教團體的自我理解。
就第一種立法管制的目的而言，其目的並非在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而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。因此，國家這種立法管制的目的，除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以外，可能還涉及其他基本權的保護目的，也就是有另外要達到的、並不必然關係到宗教自由的目的。然而，相對於第二種立法管制的目的完全在落實宗教自由，第一種立法管制的目的就似乎顯得是在限制人民的宗教自由，其實剛好相反，限制宗教自由只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最大多數人民的宗教自由或其他基本權才是目的。整體而言，只要符合本章I所建構國家管制宗教自由的界限檢驗，原則上符合我國憲法第23條所規定的合憲檢驗標準，國家對宗教團體的立法管制，仍是被憲法所允許的，只是國家要特别注意到：宗教團體自治以及國家宗教中立與寬容的問題。
就第二種立法管制的目的而言，如果國家的立法管制，對人民宗教生活領域產生有利影響，因為當然會符合憲法的要求，也不至於產生立法管制界限的問題。不過，由於憲法上宗教自由對宗教團體的保障，特别強調「國家中立與寬容原則」或所謂的「政教分離原則」。就此而言，國家對於宗教團體自治的事務，應採取不介入干涉的態度，將它們留給宗教團體本身去決定，而國家比較能主動積極維護或促進的，應是宗教團體自治事務以外的自由、多元、開放的環境，使各種不同宗教信仰得以自由開展。其實，因為國家的任何積極作為，常容易帶著多數主流的偏頗價值判斷，反而造成多數與少數宗教團體的不平等狀況，實質上違反了國家的宗教中立或宗教平等。也就是說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國家披著促進宗教信仰多元開展的外衣，事實上卻可能將宗教團體的信仰固定在其所選擇的特定價値模式。
在此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清楚，例如:「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及促進宗教融合補助作業要點」第1點規定:「内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協助宗教團體與宗教性學術機構從事宗教『公益慈善』、『社會教化』事業及學術交流活動，『提升宗教信仰層次』，『結合宗教社會資源』，發揮宗教『社教功能』及促進宗教融合，『安定社會』，特訂定本要點。」雖然乍看之下，本要點的目的在於保障宗教自由，但其實質上卻隱含了：國家對宗教所抱持的特定價值模式。讓我們嘗試想想：為何宗教團體應該從事國家指定的「公益慈善」、「社會教化」事業，是否這是内政部想要定義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團體；到底國家要提升什麼「宗教信仰層次」，是否内政部裡面早已有一序列分明的宗教信仰層次；究竟為什麽，國家要結合「宗教社會資源」，是否這就是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的目的；最後，為何宗教團體應該發揮「社教功能」或「安定社會」，這是否為内政部對宗教團體要求的單一功能目的性，否則，為何整個要點幾乎充斥著「公益慈善」、「社會教化」、「社教功能」或「安定社會」等字眼，還一再重複。在此，其實我們也看到了國家所定義或需要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團體，國家在其立法管制內容中將此暴露無遺，其立法管制的正當性因此有違憲之虞。
事實上，國家為了貫徹其存在目的，取得最大多數人民的自我實現空間，必然會利用一般性法律，規範人民的生活領域。在適用一般性法律的過程中，也無可避免地會觸及人民的宗教生活領域。此時，依照各個法律所欲達成的目的，及所涉及的宗教自由保護法益，往往便足以適當地處理相關宗教問題，而不必然需要對宗教團體予以特别立法管制。相對於此，我們看到「内政部輔導宗教團體發展及促進宗教融合補助作業要點」的例子，國家若是嘗試透過宗教性法律，亦即藉由單一法律完全規範宗教團體，以管制宗教團體的宗教生活領域，基本上除非法律採取極為抽象的規範方式，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已十分純熟，並完全瞭解宗教自由與宗教團體自治的内涵，否則這種立法管制將容易產生違憲的疑慮。因此，國家應該儘量避免單一宗教性法律的立法管制。
留言
張貼留言